“一出广州南，走路的脚步都会加快。”在2017年9月19日于广州举办的2017年粤商大会间隙，五十多岁的朱剑贤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朱剑贤是湖南珠江合创集团的行政人事负责人。谈起这些年的变化，朱剑贤连声说好，现在要去县里注册一个公司，一个星期，全部手续保证都能搞好。

朱剑贤与海内外上千位企业家一起出席了粤商大会，会上，马化腾、董明珠、王传福、杨钊和苏志刚作为粤商代表，在发言中纷纷表示，粤商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政府对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视和支持。

相比十年前，广东的招商引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位企业家在与南方周末记者交流时均反映，过去的政府更倾向于利用土地等资源优惠吸引企业，而现在则是通过全方位的观念和制度创新，为企业创新提供土壤。

广东只是一个缩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者、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近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新一轮全球变革浪潮已经到来，在这一轮浪潮中，中国和德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为什么中德两国能够走在前列？杰里米·里夫金说，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新一轮全球变革的兴起，以及它将会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巨大改变。那么迎接变革所需要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新能源的推广、数字化的生态互联网建设等等，都不是依靠一个个公司单打独斗完成的，国家力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制定规则，把商业聚合在一起。

在上述访谈中，杰里米·里夫金还介绍了颠覆性革命浪潮的三个必要条件：首先，要有新的传播通信技术，新的技术会极大地改变人类沟通交流的方式和效率，对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是新的能源体系，更高效的能源能够满足和推动经济的不断增长。能源越便宜，经济发展越有动力。第三就是新的交通物流模式，大幅度提高交通物流效率，对经济的推动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不言而喻的。

他认为，在通信、能源和交通三个领域各自创新、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数字互联网技术将成为引爆这一场革命的关键技术，就如同蒸汽机和电在前两次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中国，这一关键技术被称为“互联网+”，其已作为战略写进了“十三五”规划当中。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几乎每个省都提出了与各自支柱产业相对应的“互联网+”。

广东梅州市商务局副局长张小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梅州正在经历一轮“互联网+”带来的变革，政府的角色重点是扶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梅州是国家级的陶瓷和电声出口基地，政府现在主要引导企业“机器换人”，“打个比方，企业技术改造投入一千万，那政府给企业的扶持绝不会低于两百万”。

一些原先落后的省份，也正试图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弯道超车，最典型的莫过于贵州举全省之力发展大数据产业。

贵州与大数据的碰撞本属机缘巧合，贵阳市委书记陈刚曾向媒体介绍，最早是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联通、电信）要建南方数据中心，他们选择贵阳贵安新区建设了数据存储中心。但是贵州没有满足于只做数据存储，因为数据存储可能只利用贵州的气候优势、消耗了贵州的电力，而不带来经济效益。

为了让大数据的应用在贵州落地生根，贵州形成了一个以数据存储为起点，以数据理论创新、实践创新、规则创新和大数据产业开发应用为特征的完整产业体系。陈刚说，由于贵州把大数据创业环境营造出来了，BAT来了，微软、惠普、甲骨文、戴尔、IBM这些公司也都选择了贵州。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认为，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自然条件固然重要，政府的主动作为也不可或缺。很少有省份像贵州一样硬性规定，除有特殊需求外，省级政务部门不再自行购买服务器、交换机、存储等硬件设备，不再自建机房，政府数据统一存到云上。贵阳还推进了一个大工程，在全市范围内实现免费Wi-Fi。为此，贵阳每年需要付出50亿元的运营费用。

杰里米·里夫金说，城市大发展，政府必须把公共设施修建好，下水道、电线、光纤都铺好，高速路都修好，这样才能让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依靠企业自己来修路、铺水电，很难达到效果。

▲ （冯庆超/图）

拥抱互联网之后，政府不仅具备了互联网思维，其治理行为也在发生改变。

2017年3月，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李克强总理在4月11日接见候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时再次强调这一点。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立即引爆了资本市场。

所谓“湾区”，指的是沿海口岸城市群和港口组成的区域，其经济发展被称为“湾区经济”。目前全球有三大著名湾区，即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在过去三十年中，三大湾区已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此次规划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包括香港、澳门和位于珠三角地区的9个内地城市，面积约为5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600万，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美元。仅从经济体量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已能媲美传统的三大湾区。

之所以提出湾区概念，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说，珠三角内部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行政分割，珠三角包括港澳这些城市各自分头干、重复建设，城市融合度不高。

如今，广东和港澳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问题。尽管港澳和珠三角9市各有各的优势，但由于一些制度壁垒，资源融合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大城市正在变成城市群、城市带，这是世界的趋势。”2017年6月20日，在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城市群的含义就是“互联互通”，大家共享同一个城市群里的各种设施和服务——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城市们的“共享经济圈”。

由港深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打造的“港深创新和科技园”，已于2017年1月正式签约。科技园位于深圳与香港接壤的落马洲河套地区，占地规模87公顷，面积为香港现存最大科技园区的四倍，也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创新科技平台。科技园的目标是吸引国内外顶尖的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进驻，并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发展的“超级航母”。 

因权属问题，港深两地对于科技园的争夺已拉锯了30年，直到借助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升级为国家战略的东风，港深两地政府才终于形成“共同开发”的共识。

政府行为的转变还体现在招商引资上。

“以前是引凤筑巢，现在一般都是筑巢引凤。”广东豪美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豪美铝业”）的总经理助理吴斯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据吴斯忱介绍，豪美铝业1991年成立时总部位于佛山，2003年公司赶上了广东省的一轮政策优惠，就将总部从佛山转移到了清远。

那个时候政府也穷，吴斯忱回忆说，几乎没什么资金可以用于投资开发荒地，于是就用极其优惠的资源，把企业吸引过来，比如把未经整理的“毛地”出让给企业去拓荒平整。

但现在不一样了。吴斯忱说，政府不仅把基础设施都给企业搞好，而且已经远远超越了五通一平，可以说是十通一平，“以前是通水、通电、通路，现在则更多是通讯和网络”。

随着公司部分业务轻资产化，越来越倚重技术创新，近年来，吴斯忱开始频繁考察自贸区。在他看来，自贸区的招商引资已经不再依靠资源优惠，而是转向政策优惠。吴斯忱表示，轻资产企业实际上很依赖这种政策类型的招商引资，比如门窗进出口，最看重的就是税收的便利和优惠。

“我们是横琴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谈起自贸区的政策创新，广东兆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吴希文十分自豪，他认为自家公司的发展，浓缩了横琴自贸区的发展历程。

吴希文的公司主打智能信息化的技术开发和服务，总部最早注册在珠海，后来迁到了横琴。“我们刚进入横琴的时候，对自贸区能提供什么帮助是比较模糊的，觉得横琴跟珠海没有多大区别，但去了之后，发现服务还是比较到位的。”吴希文说，从珠海迁到横琴的短短七年间，公司年产值从几百万攀升到了几个亿，仅2017年上半年就有5个亿，如今分公司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吴希文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横琴初创的时候，企业并不是很多，但随着管理水平逐步提升，现在仅科技类企业，落户的就有五千多家。

他说，横琴会对企业进行分类管理。像科技类的企业成立科技企业协会，金融类的企业就成立金融企业协会，然后企业通过协会，跟政府进行联动。这么做的好处是，协会可以对企业进行一对一辅导，精准对接相应政策。

吴希文最看重的政策包括税收优惠以及各项资金支持。他在粤商大会上表示，近三年，公司累计获得产业创新基金等近1000万元，利用政府风险补偿金，还获得了银行贷款共1000万元，“有效地缓解了公司的资金压力”。

横琴管委会副主任罗增庆在推介横琴时说，2009年横琴地区生产总值2.85亿元，2016年157亿元，8年间已经翻了55倍。

不过，随着地区之间的经济竞赛日趋激烈，各地政府能提供的政策优惠与资金支持之间的差别也正在逐渐缩小。如何能真正寻找到增长的动力，越来越成为对政府的深层考验。

为市场经济“松绑”“立规”，成为许多地方的共同选择。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的广东，率先选择了这一路径。广东是国内首个出台商事登记地方性法规的省份和全国唯一出台市场监管综合性法规的省份。这项改革的核心是，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已经成为经济体制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全国推广之后，从2014年3月到现在，全国平均每天有1万家企业注册，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中小民营企业，他们像毛细血管一样活跃在经济基层，既促进了就业，也时刻让地方充满了活力。

除此之外，通过组织财务报表培训、高校科研成果咨询会等各种方式帮助企业成长，提供产业基金支持、开辟上市通道……这些新型的公共服务，是许多地方政府正在努力的方向，经由这些途径，他们努力为地方经济寻找更大的舞台。